我读中学时,受中国教育洗脑,我也曾很爱国。后来去香港读大学,六四时被同学拉去看纪录片,被深深震撼,第一次知道了中国政府黑暗的一面。
香港人反送中时,受到中国媒体宣传,我站在了中国一边,参加了和特首的宴会,宴会的邀请函被香港人贴在Telegram群组上,他们威胁要放炸弹。香港警方公开了案情,并说要严惩。我觉得警察是保护我们的。疫情时我还积极响应政府打了科兴疫苗,直到后来才看到香港大学说会导致面瘫。
我毕业后在朱中做老师。在一次和高中同学的约会上发生了矛盾。他对我恶语相向,比不过就想毁掉我,把我挂上网。我向警察报案。中国的警察碍于他家人有权有势,有人在公安部门工作的原因,竟草草结案,将案件简单说成是观念不合。他父母还在电话里吼我,对我的迫害变本加厉。在这绝对权力面前我感到无力。我如此这般爱得深沉,却这么对我。
因为在香港,我没入过党,但我对中国的一切失去信心。我誓言和这连我一名普通人的权益都无法保护的腐朽权力体系彻底断绝关系。